论文 | 刘春荣：地缘政治与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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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与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转型
发表期刊 | 《世界社会科学》2023年第5期
作者简介
刘春荣，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复旦—欧洲中国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
摘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稳定和巩固世界政治秩序的需求刺激了区域国别研究在西方学术界的研究资助和系统发展，现代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体系也因此被打上了深刻的地缘政治及意识形态烙印。冷战结束之后，区域国别研究进入了一个“边缘替代”和边缘化的发展时期；而21世纪初以来的世界政治秩序的变迁，则重新激活了区域国别研究的地缘政治维度。区域国别研究具有超越地缘政治并服务于学科整合和文化对话的潜能，这种可能性的实现有赖于认识论层面的创新，其中一个有意义的路径是通过关系性思维来重建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体系，即将区域理解为一种动态的关系—过程空间。由此形成的知识体系，不仅有助于提供现代社会科学开放发展所需要的观念，而且能够超越社会科学中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更好地表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观。
区域国别研究；地缘政治；认识论创新
无论作为一种现象还是想象，“区域”都因深受地理、社会、经济和历史诸因素的建构而具有某种程度的相对特殊性。所谓的区域国别研究，事关特定地理和文化区域的知识体系建设，也是一个源远流长、吸纳着大量社会政治关系与研究资源投入的多学科领域。在众多定义之中，达维德·桑顿（Davide L.Szanton）将区域研究概括为具有如下五个特征的学术领域和活动：(1)深入的语言学习，(2)以地方性语言进行的深入的田野研究，(3)对地方历史、观念、材料和解释的深入理解，(4)基于文化观察而检测、改进、批评或发展中层理论，(5)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多学科对话。
并非所有的学术知识体系都直接构成权力结构和话语的镜像。不过，在知识社会学的意义上，基于区域的知识是以人类主体性进行社会政治建构的结果。无论人们把区域国别研究作为一种知识体系、思维方式抑或权力话语，都难以回避其与现实政治之间的亲密关系。在西方社会科学和东方学知识脉络中演化出来的区域国别研究，其学科发展和组织形式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扩张息息相关。19世纪末，英国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把地理环境导入对国际关系的分析之中，建构了一种影响深远的政治地理观：世界政治存在着“枢轴区域”（pivot area），谁统治了中心地区或“心脏地带”（heartland），谁就可以轻松统治世界岛（world island），从而统治世界。这意味着，国家对区域知识的投入构成现代政治中地缘竞争的重要资源，是国际社会“结构性力量”的一部分。
俄乌冲突乃至当代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的深刻变革，给全球范围内的区域国别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地缘政治竞争及其产生的“安全化”叙事不断地投射在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生产和传播过程之中，强化着区域国别研究的地缘政治空间想象。在气候、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全球性的议题中，学术合作和知识生产也不可避免地与地缘政治因素产生纠缠。有鉴于此，我们不仅需要观察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转型，也需要深入反思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性和规范性问题：区域国别研究是否应该基于空间维度或某种价值观与规范来进行建构？我们应该发展怎样的区域国别研究的认识论基础？区域国别研究如何面向未来，在表达国家主体性的同时超越地缘政治的藩篱，承担起新时代跨文化交流与文明对话的使命？
通过追溯西方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脉络，解析其中的地缘政治因素，本文指出，当代的区域国别研究在“霸权邀请”的逻辑下与“冷战社会科学”实现了汇聚，并作为后者的一部分得到了长足发展；冷战后的各类区域国别研究在拥抱全球化和全球研究的同时，出现了去中心化或边缘化的态势，且21世纪以来日益显示出地缘政治的回归。着眼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观，坚持关系—过程的视角和主体间性的认识论，把区域国别研究视为一种“文化差异的邀请”，或将有助于超越地缘政治思维对社会科学中的区域国别研究的束缚。
区域国别研究和现代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令人兴奋和不安的历史联系。“社会科学”作为现代主义进步话语的一部分在19世纪出现于欧洲，它号称以价值中立为目标，致力于产生规律性的见解并以此来塑造社会生活。社会科学的主流学科（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一开始便着迷于追求普遍的、跨越时空的“法则性”（nomothetic）主张：空间是普遍化的西方，时间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维度。这种认识论分工把“非西方”作为“区域”划拨给人类学和“东方学”的学术领域，以便满足西方学界对“人类童年”和非西方文明状态的好奇心。这些知识往往被认为不具备普遍化的潜力，且是排他性的而非包容性的。在对早期的传教士和异域旅行者的记录工作进行扬弃的基础上，区域国别研究逐渐发展为“一种由复杂的假设、信仰、图像和文学作品组成的，适当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这种知识定性，反映了一种二元对立思维和线性史观，也决定了区域国别研究的附属地位——它往往只有在服务主流社会科学学科以及政治、商业利益的过程中，才能去寻求自身的合理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冷战期间，东西方“敌对阵营”以及随着去殖民化而来的新兴国家出现了，这使基于特定区域的知识建构面临着新的政治现实。社会科学家在对“非西方世界”以及“第三世界”的观察中形成了某种汇聚力。基于人类学、民族志和区域国别研究所发展出来的概念，比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的“发展型国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剧场国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Scott）的“弱者的武器”等，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社会科学对国家的理论想象，进而使之成为一种积极的生产性的力量。
与此同时，稳定和巩固世界政治秩序的需求也有力地推动着区域国别研究在西方学术界所获得的研究资助和系统发展。美国在1946年推出了鼓励国际教育、文化和研究交流的富布赖特项目，此后相继出台了《国防教育法案》（1958年）、《对外援助法案》（1961年）和《教育文化相互交流法案》（1961年），开辟了一条与东方学传统不同的区域国别研究路径。除此之外，包括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及卡内基基金会在内的组织机构也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被认为能够更为灵活地绕过美国国会针对公共资金的审议机制。1950年，福特基金会发起了外国区域研究奖学金项目（Foreign Area Fellowship Program, FAFP），提供针对某一个国家或区域的为期两年的跨学科与语言训练，同时对海外调研和论文写作给予资助。1953—1966年，福特基金会在区域和语言研究领域向34所大学投入27亿美元，在这期间受资助的博士研究生逾两千人。这极大地改善了1940年之前美国在非西方国家研究方面的知识短缺状况。
基于区域和国别的语言文化研究既契合了美国战后社会科学的爆发式发展，同时也显示出鲜明的地缘政治意涵，即通过获取区域的知识来管控国际政治中的联盟并应对潜在的敌对冲突。实际上，早在1943年5月，美国社会科学委员会的世界区域委员会就发布了题为《在社会科学中的世界区域》的报告。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日本文化模式研究代表作《菊与刀》，更是集中体现了二战后期对“敌对国”开展系统研究的重要性。毋庸讳言，基于区域和国别的社会科学研究一方面拓展了社会科学的理论脉络和实证主义趋势，开启了跨学科研究的浪潮；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区域国别研究作为表达美国国家利益、价值和理想的知识策源地的地位。可以说，正是冷战激发了美国的社会政治新意识，建构了对不同层级的地缘政治空间的新知识需求，甚至推动了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地理和区域知识的军事化态势。基于区域和国别的社会科学成为冷战的重要知识基础与理论支撑，以至于有的学者把冷战称为“社会科学家的战争”。
在知识的组织形式方面，以反叛乱研究项目“卡米洛特计划”（Project Camelot）为代表，区域国别研究在当代美国社会科学中的创新发展也是美国全球霸权力量的体现。根据美国历史学者大卫·C.恩格曼(David C.Engerman)的描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服务办公室（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OSS）雇用了一大批学者，包括8位美国历史学会会长、5位美国经济学会会长，他们在二战后的人文社会科学界声名显赫。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著名社会科学家保罗·巴兰（Paul Baran）、阿列克斯·英克尔斯（Alex Inkeles）、赫伯特·马克库塞（Herbert Marcuse）、小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 Jr.）、沃尔特·罗斯托（Walt W.Rostow）、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等也是战略服务办公室的成员。战略服务办公室的知识组织创新之一是依据区域（特别是苏联研究部门）而非学科来开展学术组织活动，以回应军事战略部门所提出的地缘政治遏制的相关问题。社会科学家从美国联邦机构以及各类以行动为导向的基金会那里获得了广泛的研究资助，并且通过“旋转门”和权力当局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区域国别研究在战后美国的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中实现了制度化，成为美国各大学以及相关智库的体制性架构。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西方经济学家对非西方社会提出了一套系统的经济理论。1951年，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CIS）在麻省理工学院成立，汇聚了白鲁恂（Lucian Pye）、尤金·斯科尼科夫（Eugene Skolnikoff）、威廉·考夫曼（William Kaufmann）、沃尔特·罗斯托等一批重要的社会科学学者。在《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一书中，罗斯托系统论证了美国向欠发达国家提供大规模开发援助的“世界经济计划”(World Economic Plan)及促使其实施该计划的理论基础，他指出一国经济增长需要经过的五个阶段依次为传统社会阶段、起飞的前提条件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与大众消费阶段。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得到了约翰·肯尼迪总统的赏识，成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对外开发援助政策的理论基础。由此形成的罗斯托主义兼容了自由主义传统与帝国主义理论的传统，用戴安娜·孔兹(Diane B.Kunz)的话来说，它“为对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知识武器”。
关注政体变迁和民主转型的政治发展理论，也在某种程度上被打上了冷战知识生产的烙印。实际上，冷战秩序以及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霸权地位为二战后的西方政治学设置了重要的研究议程。政治发展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臻于成熟。作为比较政治研究的重镇，美国在战后确立的霸主地位和特殊利益需要对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历史、宗教、政治、经济等状况有所了解，以便更有效地推行其内外政策。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等人倡导的比较政治研究深受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影响，分析发展中国家政治体系的结构、过程和功能，其中也蕴含了以自由民主为目标的政治现代化动力学，这种学术传统催生了当代政治学中的一些实质性概括。
随着区域国别研究与社会科学的融合发展，学术社群内外部的多样性也在不断成长，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多重替代性，从美国政治学会中分离并于1959年成立的国际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ISA）便是一例。国际研究学会早期的意识形态是将学者和主要来自国防和情报机构的从业者的观点结合起来，它“信奉方法论民族主义，服务于美国和第一世界总体的地缘政治战略和优先事项”。但是国际研究学会成立之初就显示出对信奉行为主义的主流政治学的不满，且在发展的过程中更加积极地拥抱理论多元化。越南战争结束后，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因与美国外交和军事政策的勾连而陷入某种合法性危机，进一步促进了国际研究学会对区域国别研究政治议程的学术反思。
非西方学术界则对以盎格鲁-撒克逊的世界观来定义第三世界的经济政治发展理论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印度“底层研究”（subaltern studies）可谓其中的代表。在古哈（Ranajit Guha）的领导下，加尔各答社会研究中心的“底层研究小组”对后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塑造下的精英主义史观展开了批判。底层研究学派是第三世界理论自觉运动的代表，它扎根南亚本土经验，从80年代初开始持续出版南亚农民社会等方面的著作成果，其理论论述由历史学逐渐渗透到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广泛地挑战了西方主导的社会科学的话语结构和理论进路。
同一时期勃兴的“后殖民主义”批判思潮则高举萨义德（Edward W.Said）的“东方主义”大旗，对西方近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殖民主义因素给予深刻的批判。这一思潮根植于福柯（Michel Foucault）、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等学者关于知识与权势、真实与话语、表现与扭曲的方法论论述，剖析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客体化、野蛮化、异国情调化和非历史化等诸多问题。后殖民理论呼吁拥抱特殊性而非同质性，主张自下而上的知识生产而非无中生有的写作；同时呼吁从研究对象的角度出发，采取自下而上的视角来克服区域国别研究的狭隘性。后殖民主义思潮也启发了对西方“汉学主义”的批判性反思。学者们已经看到，在一定的文化意识支配下所形成的西方汉学，是建立在以西方为中心的观点、概念、理论、方法和范式所构成的总体之上的。作为一种知识谱系和知识生产实践，汉学主义包含着某种他者殖民和自我殖民的隐性意识形态，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局限性。
世界政治的变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联系对基于区域的知识生产过程产生了多面影响。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和冷战的结束，区域国别研究作为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全球化事业的一部分，积极拥抱更大范围内的“全球主义”研究议程。1996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SSRC）宣布将重组对博士项目的研究支持，用基于全球问题的新计划取代长期以来按地理界定的资助计划。次年，福特基金会也发起了一项名为《跨境：振兴区域研究》的倡议，宣布投入2500万美元作为促进跨国和多学科问题研究的奖学金。与此同时，冷战后社会科学中的“文化转向”也吸引着区域国别研究的注意力。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及其对文化区域裂变、认同政治冲突的关注，促使区域国别研究越来越多地聚焦于世界政治冲突的文化因素与文化表达。新的跨国流动借鉴并改变了世界各个地区的生活方式，也给区域国别研究带来了一股新风气，毕竟人们总是需要了解地方的特殊性，才能理解更广泛的全球性变化。
另一方面，无论是欧洲新区域主义的理论主张，还是英国学派的知识建构，都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冷战后全球化浪潮塑造下的多元主体和多极化秩序的诉求，反映了各类区域合作机制发展的现实。“新区域主义”以社会建构主义为理论出发点，关注区域、区域主义和世界新秩序的多层建构，进而论述一个区域化世界秩序的图景并解释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的新变革。在《地区构成的世界》一书中，彼得·J.卡赞斯坦（Peter J.Katzenstein）系统地论述了区域作为后冷战时代国家与市场、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矛盾关系解决方案的可能性。与此同时，致力于国际政治研究的英国学派在美国的主流学术话语之外得以发展，与之形成有趣的对照。围绕世界事务中的区域和社会连带因素的建构作用，学者们致力于探究国际社会的生成、维系与扩展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英国等中等强国和部分中小发达国家的独特处境和国际政治诉求。这一学派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尤其是其对主体间性或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的理解，给区域和跨区域研究带来了创新的空间。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个多重可能性的轨迹中，从研究资助、语言训练到人才培养，后冷战时代的区域国别研究在美国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明显的脱钩迹象，有的学者称之为“边界替代”（boundary replacement）。2013年，美国联邦政府取消了对苏联和东欧研究领域的资助，极大地改变了该领域的语言人才和能力培养的激励结构。随着主流社会科学回归象牙塔并倾心于普遍性的知识追求，以及学术研究资源在新自由主义逻辑下的激烈竞争，这一时期的区域知识生产被逐渐边缘化或“隔坨化”（ghettoization）了。政治科学研究热衷于模拟新古典经济学、追求抽象能力和预测功效。当理性选择理论大行其道之时，区域国别研究因其研究方法和预测能力不足的问题而频遭诟病——其中一种常见的指责是，区域国别研究专家未能预测到苏联崩溃的命运。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加里·金（Gary King）、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等人引领的研究更是极力推崇因果机制和量化研究。在他们看来，单一的国别案例研究难免造成因果关系的不确定性，而这也是“少数个案”（small-N）研究设计的通病。据此，聚焦历史、语言与文化的区域国别研究要么通过强调因果推论来提升研究的信度、效度和确定性，从而被吸纳进社会科学的“殿堂”；要么遁入人文学科的领域或处于流放状态。哈佛大学的政治学者罗伯特·H.贝茨（Robert H.Bates）甚至宣称，在生产普遍性的科学知识方面，区域国别研究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了。
话虽如此，区域国别研究在欧美的社会科学学术体系中仍然据有一席之地。其一，全球化时代的区域国别研究有可能将社会科学的普遍性与人文学科的特殊性相结合，为全球知识的形成创造一种新的“情境敏感的社会科学”。这种新型的区域知识形态积极拥抱包括种族、阶级、性别、宗教等在内的多元文化声音，体现出人文与社会科学的亲和性，它将经验、演绎科学的普遍力量与文化研究的批判力量微妙地结合起来。这种“全球知识”的愿景给区域研究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使得基于区域的特殊性知识能够自下而上地参与到全球议程中来。其二，虽然学科中的理论和方法继续由主流社会科学来定义，但其中也不乏与基于区域的跨学科研究所进行的知识合作。比如在政治学领域，历史制度主义为区域比较与国别比较的相关研究提供了足够的知识生产空间。在研究设计方面，跨国大样本统计研究(cross-national statistical research)和跨国小样本定性比较(small-N qualitative comparisons)依然作为比较政治研究主流的研究策略而发展。区域国别研究因其理论的内部有效性(intertnal validity)，仍然被视为主流社会科学的知识输入端，能够为变量的设计和机制的发现提供必要的脉络和生产资料。
1957年苏联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号（Sputnik）发射上天，这一“斯普特尼克时刻”震撼并助推了美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2001年“9·11”事件的爆发再次激活了美国主流思想界对区域国别研究的思考。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题为《学界如何辜负国家》的文章中批评指出，令人惊讶的是，在“9·11”事件爆发的前夕，美国有超过一半的顶尖政治科学研究机构未设置中东研究的项目。政治学学者们热衷于用量化的研究进行建模和推理，然而福山认为，“对于什么样的力量将主导萨达姆·侯赛因之后的伊拉克，我们并不需要通过数学或博弈论来理解，我们需要的是族群、宗教和部落结构的最新发现，以及伊拉克什叶派、逊尼派与伊朗是如何关联的知识”。与福山的批评类似，在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之后，乔治城大学的俄罗斯问题专家安吉拉·斯坦特(Angela Stent)疾呼，“面对俄罗斯这个曾经的敌手和潜在的伙伴，除非我们培养出一股新生代的力量，否则无法有效地与普京时代登场的俄罗斯人打交道”。
区域国别研究中地缘政治语言的回归映射着新时期国际秩序的剧烈变动。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标志，21世纪初西方主导下的全球化秩序陷入困顿，与之相伴的是认同政治的再次崛起和大国间日益激烈的地缘竞争。2011年，美国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发表了《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她指出，“在今后的10年中，对在哪里投入时间和精力需要有灵活性和系统性，这样可以处于最有利的位置，确保我们的领导作用，保障我们的利益，推进我们的价值观”。在奥巴马时期，美国提出了“重返亚洲”(pivot to Asia)或“战略再平衡”(strategic rebalance)的政策目标，致力于重建在亚洲的地缘影响力。从2019年开始，美国在新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开始把中国定位为“唯一既具有战略意图，又拥有不断增长的能力来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力量”。拜登政府在特朗普版“印太战略”的基础上，于2022年2月公布了新版《美国印太战略》（Indo-Pacific Strategy），声称“致力于打造一个自由、开放、互联、繁荣、安全和富有韧性的印太地区”。拜登政府在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中列出了美国面临的最严重挑战以及政府应对这些挑战的措施。尽管在应对公共健康挑战、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存在合作窗口，中国和俄罗斯仍被列为美国的地缘政治对手。
一向主张全球秩序多极化和多边治理的欧盟，也开始采取新的对华战略叙事。在智库和媒体中，中国在欧洲的各类合作机制越来越多地被描述为具有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涵义的挑战。在2019年3月的对华政策文件中，欧盟将中国视为系统性、制度性的竞争对手，这成为欧洲对华的新认知框架之一。欧盟委员会开始将自己定位为“地缘政治委员会”（Geopolitical Commission）。“地缘政治欧洲”或将成为欧盟力量的新标签。2022年2月爆发并仍在进行中的俄乌冲突，更是前所未有地激发了欧洲的地缘政治意识，尽管它带来的是世界体系的两极化还是碎片化尚不得而知。
这些演化中的政治现实和战略叙事，对世界范围内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建构带来了复杂的影响，其中一个突出的态势是，冷战思维再次出现并内化于社会科学研究之中。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生产被赋予了新的历史和政治使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冲突的组成部分。海外的汉学及中国学研究亦被裹挟入这一进程之中：一方面是传统的以人文科学为基础的汉学积极转向社会科学领域，寻求主流的学术承认；另一方面是针对中国研究的知识环境更加迎合政治、战略和意识形态的现实主义考虑，在资金来源和组织形式方面体现出地缘政治的需要。作为提升欧洲“战略自主性”的一部分，2019年欧洲中国研究院(European Institute for Chinese Studies, EURICS)在法国的倡导下成立。欧洲中国研究院是“一所真正的欧洲研究学院”，它致力于联结并凝聚欧洲中国研究力量，形成欧洲对中国问题的共同理解，在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两方面广开并收，助力欧洲。欧洲中国研究院的研究议题涉及环境转型、人工智能、自动化、老龄化、大都市化、移民、社会不平等、学习型社会、技术转型等与欧洲自身发展息息相关的诸多问题。
类似的知识—政治边界建设也出现在国家层面，并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方法论民族主义的立场。一些欧洲的中小国家也开始在军事和安全政策上强化其“地缘政治代码”（geopolitical codes）。比如，在北欧各国的外交政策认知中，中小国家的脆弱境地被归咎于大国之间日益激烈的地缘政治和价值观竞争，这也是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的理由。在调整对华合作的过程中，瑞典政府于2020年拨款建立了瑞典国家中国问题研究中心（Swedish National China Centre） 。该中心依托于瑞典国际事务研究所（Swed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旨在基于瑞典的角度和利益，为政府及其他目标群体提供关于中国的知识支持，提高瑞典对中国的战略性认识。2023年，挪威政府也通过挪威研究委员会向挪威国际问题研究院（Norweg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拨款4500万挪威克朗，用于建立地缘政治研究中心。该中心将与相关的研究机构和大学合作，增进对国际地缘政治权力动态及其对挪威利益和政治影响的了解，重点研究美国、中国、欧盟和俄罗斯，区域涵盖北极及多个大洲，关注安全、多边主义、增长和创新等主题。这些知识建制的发展还有待于观察，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西方的区域国别研究逐步回归冷战时期地缘政治框架的态势。
区域国别研究具有独特的价值，它系统地表述着特定区域及共同体的历史环境、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进程，并呈现其基本制度形态、价值观念及演进动力。基于区域的知识积累对于开展国际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与合作是不可或缺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的知识界正在积极发展区域国别研究，政府也在推动相关的规划，设立了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在高校中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的实体化也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些框架铺设工作体现了建构自主而开放的知识体系的努力。中国的区域知识研究体系创新，是中国探索和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观以及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需要。建构与中国的世界观相契合的区域知识形态，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内容。
在建构新的区域观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从现代西方区域国别研究的某些规律性发展中得到启示。首先，基于区域与国别的研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政治进程中成为全球性结构权力的知识构成。在冷战的背景下，二战后的区域国别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在美国得到长足的推进和融合发展；冷战结束之后，区域国别研究在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中趋于边缘化，进而适应性地演化出全球研究、文化研究等新研究议程，第三世界的“发展”问题得到持续关注。不过，后冷战时期的知识转型依然映射并巩固了世界体系的权力结构。实际上，当代关于发展问题的概念和观念依然是主要由发达国家的学者来定义的。那些关注全球问题的社会学科体系虽然并不尽如冷战时期那样作为“了解敌人”的知识而存在，但并未充分容纳、反映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与社会的声音、经验和知识诉求。正如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也译作华勒斯坦）所说，社会科学是现代世界体系的产物，而欧洲中心主义是现代世界地缘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正是在世界的权力分配框架发生变化的背景下，经过历史发展而形成的社会科学在文化上的偏狭才变得突出起来。
其次，西方区域国别研究的地缘政治化趋势有其深刻的认识论根源。在认识论层面，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生产通常困于主客二分和对立的框架：主体往往无法自我界定，它只能通过与客体或者他者的差异来界定自身。这一深层次的困境导致的结果是，学者们或跟风主流社会科学发展趋势，然而通常无功而返；或诉诸“区域主义者”的身份，沉迷于狭隘而深奥的话题。在这一认识论框架之下，“区域”往往被客体化为一种基于地缘的、本质主义的文化总体性（cultural holism），这种出发点和认识论不仅加剧了区域国别研究在社会科学中格格不入的身份危机，也促使其出现向地缘政治的回归趋势。
那么，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体系如何超越西方地缘政治和社会科学中的偏狭性？仔细辨别区域国别研究的政治维度和认识论维度有其基础性意义。政治维度的反思意味着要承认区域国别研究所具有的现实政治涵义：它迎合和服务国家利益、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诉求，且具有帮助表达和体现国家主体性的价值。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应该满足于将区域理解为有其固定领域边界的地理空间——不管是传统的民族国家边界，还是西方地缘政治理论家所津津乐道的“心脏地带”或“边缘地带”（rimland）。如前所述，这种空间框架常常忽略了区域社会、政治力量的历史动态过程和文化维度，它所携带的方法论民族主义不仅构成了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障碍，还往往助长、强化了形形色色的中心论观点。
“区域研究”具有内在的狭隘性并不意味着它应该被重新表述为“反区域研究”（anti-area studies）。去地缘政治化的一个可能的突破路径，或许是正如一些学者所强调的，借鉴韦伯的理想类型概念去帮助融合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同样重要的是在认识论层面厘清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本质和信念。传统地缘政治观念所锚定的区域观念是封闭的、有界的和均质的，而作为关系空间（relational space）的区域则是一种社会互动、交换和对话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一旦我们把区域理解为一种多层次的、开放的、可渗透的和非均质的互动集合体，同时聚焦于通过各种跨地区的网络和互动形成的关系和过程，那么区域国别研究也就获得了更强的生命力。这种区域观意味着区域研究成为“对文化差异的邀请”而非“霸权的邀请”，即一种通过理解他者的文本结构与意义来进行的文化沟通和对话实践。
用关系性和过程性空间思维来重建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体系，本质上是以人类认知局限性为意识基础的。因此，在这个基础上创新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体系，是一种具有范式变革的有潜力的跨文化对话实践：它可能发展为打破边界而非建构边界的力量，不仅能够成为理解他者社会政治文化模式的知识，也能够成为反思自我文化模式的工具。在规范意义上，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事业应该也能够提供帮助社会科学开放发展所需要的知识和观念，打破社会科学中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主义和自我主义，并在这个知识运动过程中成为一种开放、包容的思考框架和知识体系，从而更好地表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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